白雉山矿场的炉火，如同刘昀掌控力的具象，在武昌大地上熊熊燃烧。
铜铁矿石在轰鸣的工坊中熔炼，新铸的铜币带着特有的金属光泽和铿锵之声，开始有序地流入江陵、夏口乃至更远的市场。
商旅们惊讶地发现，荆南混乱无度的交易正迅速变得稳定、可靠。依托刘昀强力肃清杜弢残余、重建秩序的铁腕，以及连舫对长江水路的有效掌控和稳定币值的注入，江陵城的活力以惊人的速度恢复。
码头货栈堆积如山，城内商铺重开张罗，新农具驱动的农耕在荒废的土地上复垦出绿意。流民闻讯而来，为这片复苏的土地注入了急需的劳力。
荆南及武昌、夏口一带，在刘昀务实铁腕的治理下，呈现出乱世中罕见的气象——一种被强力拧转后走向有序的生机。
与此同时，荆北核心襄阳的复苏则呈现另一种更为沉稳的步调。
襄阳地处汉水要冲，六州都督山简坐镇于此。尽管山简本人年迈体弱，精力不济，但其治理框架下，政务大体得以维系。更重要的是，此时有一个人物正在山简幕府中初露头角——张舆。
张舆，晋初名臣张华之孙，家世清贵却时运多舛，此时尚是白身。其凭借过人的见识和务实的才干，为山简所赏识，以门客幕僚的身份参与襄阳政务。
山简虽老，眼光尚在，加之刘昀的运作，此时己将许多实际运作交给了有能力的张舆。
张舆深知襄阳是荆州根本，乱世之中，唯有“劝课农桑、积蓄仓廪、整饬城防”才是正途。他协助山简调配资源，督促属吏，打击不法豪强侵占土地之弊，招募流民开垦襄阳周边因战乱而荒芜的沃土。
其行事低调务实，虽不如江陵、武昌因矿场而显得烈火烹油般喧腾，却让襄阳这片荆北核心之地在战乱间隙中稳健地恢复了元气。
田间沟渠渐通，仓廩有所充实，襄阳城防也在默默加固。这是一种扎根土壤的、略显沉闷却坚实可靠的力量。
然而，与张舆协助山简治理襄阳、刘昀发力荆南武昌的务实气象截然相反的，是荆州刺史府（暂位于襄阳城）内的景象。
荆州刺史王澄，也是琅琊王氏名士，以清谈玄理、风流放诞名动洛阳，正是那个时代典型“不晓事而擅虚名”的贵游子弟代表。他被朝廷委以荆州重任，却根本志不在此，也对繁杂的军务民生毫无处理能力与兴趣。
当刘昀在荆南大破杜弢、又迅雷不及掩耳地“接管”白雉山矿场时，王澄的反应确实有过激之处。但这绝非出于“政治抱负受挫”，而是典型的名士意气与对自身“尊严特权”被武夫僭越的本能反感。
在发现山简的默许、刘昀的强势以及自己手中根本无兵无钱、政令出不了襄阳州衙的现实后，王澄那点因恼怒而起的些许“官气”也迅速度消散殆尽。
“俗务扰人，不如忘忧！”
这才是王澄的本色。
于是，襄阳城内那象征着荆州最高行政权力的刺史正堂，迅速沦为一个奢华的名士清谈雅集兼醉酒场所。
上好的佳酿堆积如山。精美的玉杯、犀角盏、琉璃碗散落一地。奇香氤氲，夹杂着浓郁的酒气。
王澄本人，几乎从未正襟危坐于刺史主位。他或解发跣足，着宽袍大袖的所谓“高逸”之服，斜倚于锦榻之上；或于堂上与三五同为清谈之客的幕僚、世家子弟围坐，高谈阔论《老》、《庄》、《易》，品评人物风流，纵论空寂无为之玄理。
话题越缥缈，越远离眼前荆襄大地的饥馑兵戈、矿场铜钱、农田沟渠，他们谈兴越浓，仿佛这才是人间至理。
至于荆州的军情塘报？各郡呈递的请示公文？流民安置章程？赋税收缴事宜？这些都成了案头尘封的卷牍，在王澄醉眼迷离、口齿不清地争论“圣人有情无情”、“声有无哀乐”之时，被随意地扫在一边，或被拿来垫了酒壶。
“使君！南郡关于安置流民的急件……” 老成但面露无奈的州吏小心翼翼地呈上。
王澄醉态可掬，眼神飘忽，挥着宽大的袖子：“安置？……安置……何……何处不是道场？心……心若逍遥，……嗝……饥寒何惧？……来来来，满上！谈玄论道，……方是正经！……”
襄阳，是张舆协调下襄阳恢复生产的隐隐喧嚣。
江陵，是刘昀掌控下江陵与矿场蓬勃复苏的勃勃生机。
堂内，只有醉语玄谈、弥漫的颓靡香气和权力被完全虚置的空洞。
张舆偶尔需从刺史府取用一些官方文书印信办理屯田、城防等“俗务”，踏入这府衙，见到的便是这般景象。年轻的张舆眼中或有不屑，或有无奈，但更多的是深深的疏离感。
他知道，这里没有晋室真正的未来，只有腐朽旧名门最后的浮华幻梦。
刘昀在武昌的矿场算盘噼啪作响，山简在行营听取张舆关于府库增长的汇报，王澄在酒盏与玄言的泡沫中沉醉不醒。
荆州这台庞大而破旧的机器，就在这诡异而分裂的状态下，一部分零件被强行擦亮运转，另一部分则彻底锈死闲置，蹒跚而坚韧地，朝着乱世的下一个关口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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