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大地在刘昀的铁腕经营下，正艰难而有效地缝合着战乱的创伤。
白雉山的炉火映照着江陵复苏的街市，粮仓渐满，商旅复通。襄阳城内，山简在张舆的协助下维持着基本秩序，唯有刺史府邸终日弥漫的酒气，无声诉说着一种旧秩序的沉沦。
刘昀暂时摆脱了内部掣肘，得以积蓄力量，眼光也逐渐从江汉平原投向更广阔的中原。
然而，北方那场决定西晋王朝最后命运的风暴，正以更快的速度刮过狼烟遍野的关洛大地，其惨烈与混乱，远非荆州的局部动荡可比。
永嘉六年（公元312年），春。
沉寂多时的长安城下，旌旗漫卷，人喊马嘶。汇聚而来的各路“勤王”之师——雍、秦、凉之兵，夹杂着氐、羌各部的骑兵——终于完成集结。
这支成分复杂、同床异梦的联军，怀抱着收复故都、延续国祚的渺茫希望，向着长安城头摇摇欲坠的匈奴汉国旗帜，发动了总攻。
此时镇守长安的，正是汉赵主刘渊的堂侄，悍将中山王刘曜。出乎意料，面对汹汹而来的联军，刘曜似乎未做任何死守之念。
他没有组织有力的抵抗，而是在联军入城之前，驱动兵马，裹挟着关中十余万男女百姓，首接退出长安，一路向东，仓惶逃奔汉国都城平阳而去。一座残破不堪却意义重大的古都，就这样被轻率地放弃。
联军将领——如平西将军贾疋、抚夷护军阎鼎、凉州司马梁综等人——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踏入了这座象征西晋皇权威仪的废墟。
入城后首要之事，便是火速奉迎避难于密室的秦王司马邺（晋武帝孙，吴王晏子）。司马邺虽年仅十三岁，却被推上神坛，在满目疮痍的长安城中被拥立为皇太子。
一个仓促建立的“西晋”临时行台在瓦砾与余烬中宣告成立，为即将熄灭的西晋之火强行续上了一缕青烟。
权力结构立刻成形：
贾疋，作为实力最强、首倡攻长安的将领，加封征西大将军，声望最高，但随即率兵出城征剿关内残存的汉国势力，以安定后方。
阎鼎，任太子詹事，虽职位不显，但“总摄百揆”（总揽政务），实际掌控了行台中枢。
梁综，任京兆太守、辅国将军，坐镇京畿要地，手握兵权。
不过，这些名字并不重要。因为这脆弱的权力平衡如薄冰般易碎。
很快，野心与恐惧开始侵蚀这个根基未稳的行台核心。阎鼎以中枢掌控者自居，为巩固权力、消除隐患，竟先下手为强，利用职权悍然诛杀了实力将领梁综！
梁综之死，如同投入枯草的火星。其弟梁肃悲愤之下，迅速联络同样心怀不满且手握兵权的雍州实力派——雍州刺史麴允、抚夷护军索綝（索靖之子）。这三人秘密结盟，于长安城中骤然发动兵变！
阎鼎猝不及防，手下亲兵难以抵挡三股力量的合力猛攻。长安街巷再次被血染红，阎鼎见大势己去，只得仓惶单骑逃出长安，欲投奔雍城（今陕西凤翔）的氐人部落寻求庇护。
然而他命运多舛，抵达雍城不久，就被当地的氐族酋长所杀。
而率兵在外讨伐汉国残余的征西大将军贾疋，也未能躲过厄运。他所遭遇的劲敌彭天护，乃是曾被他击败的汉国梁州刺史彭仲荡之子。彭天护为报父仇，作战格外勇猛，两军混战之中，贾疋不幸阵亡。
短短时间内，阎鼎被戮于雍城，贾疋殒命于战场，长安行台成立之初的三位巨头（贾、阎、梁）尽数陨灭。经过这轮血腥清洗：
鼓动复仇的梁肃，自身实力不济，很快在后续的权力分配中被边缘化，无声消隐。
而在这场政变中充当主力、手握实际兵权的索綝与麴允，则成功攫取了主导权，成为皇太子司马邺身边最倚重的股肱之臣。长安行台的政治核心，最终落入了索綝与麴允手中。
长安的动荡在流血之后暂时平息下来，索綝与麴允拼尽全力维持着这个脆弱的朝廷骨架，号令所及不过关中残破之地。年轻的皇太子司马邺困坐愁城，他的存在更像是一面随时会被风折断的旗帜。
而在北方，匈奴汉国的鹰视狼顾从未停止。
刘曜虽然放弃长安北撤，却带走了关中精华人口。汉国主力未受根本打击，反而在平阳等地厉兵秣马。
更令人不安的是，汉国另一位枭雄——石勒——己在平定混乱的北方平原后，正将其兵锋推至淮河流域。
他的大军己屯驻葛陂（今河南新蔡），距离长江近在咫尺。石勒一面征集舟船、赶造军械，一面虎视眈眈地眺望着南方广袤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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