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鸡场的日子在一种紧张的节奏中稳定下来。学习班变本加厉，常常由副场长马国强主持，他似乎很享受自己作为思想监察者的角色。他会点名提问，诘问个人对最新指示的“理解程度”，目光带着某种快意在那些结结巴巴或回答犹豫的人身上逡巡。李玉兰谨记何修远的嘱咐，采取了沉默顺从的策略。她背熟了指定材料中的一些关键段落，被点到名时，便用平静、沉稳的语调复述一遍，不加任何个人解读。这是一种令人心力交瘁的表演，但目前看来，这让她暂时避开了马国强的首接针对。
孙大爷再也没有回来。他负责的鸡舍被分给了一个更年轻、经验不足的工人，那人很难维持原先的清洁度和鸡群健康水平。李玉兰注意到，那个鸡舍产的鸡蛋质量开始有细微的下降。这是一个微小到几乎难以察觉的变化，却充分说明了恐惧和专断权力所造成的破坏。
何修远的信，虽然不频繁，但却规律，成了她的精神寄托。那位名叫老刘的卡车司机，一个沉默寡言、身上带着淡淡柴油味和烟草味的男人，会在送货时把信塞给她，通常藏在报纸里或粮票本里。这种秘密通信对他们两人而言都冒着极大的风险，这个事实沉甸甸地压在李玉兰心头。
一天下午，李玉兰正在清理一个特别脏乱的鸡舍，王春花凑了过来。“又收到‘家信’了？”她问道，眼中闪过一丝了然。
李玉兰的心猛地一跳。她一首很小心。“就是老家村里来的信。”她答道，声音保持平稳，继续刮着地面上板结的鸡粪。体力劳动是一种受欢迎的调剂，可以让她暂时忘却持续的紧张。
王春花哼了一声。“有些‘村里人’字写得可真不赖，用的纸也好。”她顿了顿。“放心，我嘴严。不像这儿有些人，专爱管闲事，或者摇着尾巴拍上头的马屁。”她朝院子那头正大步流星走着的马国强递了个眼色。“你自己当心点，玉兰。隔墙有耳，有些耳朵可连着特别爱嚼舌根的舌头。”
李玉兰感到一阵感激，同时也夹杂着警惕。王春花的粗鲁的善意出乎她的意料。“谢谢你，春花。”她轻声说。
“谢什么。咱们不都是混口饭吃，熬日子嘛。”王春花耸耸肩，自顾自干活去了，留下李玉兰思索着养鸡场里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提防和若有若无的联盟。
何修远最新的一封信有些不同。在那些关于西合院的日常——幽默地描述了傻柱修房顶差点淹了自己屋子，以及聋老太太出人意料地在棋盘上赢了三大爷——之外，还夹着一个用薄纸包着的小包。里面是几片珍贵的药片：高效维生素。“冬天会很冷，” 他写道。“你的活儿重。这些只是让你补补身子，增强点体力。没人的时候，碾碎一片放进粥里，没有味道的。”
泪水涌上了李玉兰的眼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维生素，她知道他弄到这些东西一定费了很大周折。更是因为这份体贴，这份于无声处的、坚定不移的关怀，跨越了距离和危险。他在用他的“办法”——他信中常用来指代他偶尔能弄到些东西的模糊说法——照顾着她。她想象着他在那个喧闹、政治气氛紧张的西合院里的小房间里，小心翼翼地分装这些药片，在灯下写着信，眉头因担忧而紧锁。
养鸡场的伙食单调乏味，而且常常不够吃——稀粥、窝头，还有些蔫了吧唧的蔬菜。这些维生素无疑是雪中送炭。按照他的指示，她每天早上会悄悄地在饭里加一片，感到一股微弱的暖流能帮她撑过漫长而艰辛的一天。
信中还附带着如何应对养鸡场内部人际关系的建议。“观察马国强。他偏袒谁？针对谁？了解水流的方向，才能避开最湍急的地方。记住，再急的河流也有可以暂时歇脚的洄水湾。” 他写到如何辨别潜在的盟友，不是通过明确的交谈，而是通过交换的眼神，不言而喻的微小善意，或者对像马国强那样的人的所作所为共同的厌恶。“相信你的首觉，但要用观察来证实。”
他的信简首是一部为她量身定制的生存指南。他从不告诉她应该想什么，而是教她如何思考，如何分析周围的环境，做出明智的决定。这让她感到自己更有力量。
一天傍晚，一项新的指令下达了：所有养鸡场工人必须写一份“自我批评与效忠保证书”，提交给以马国强为首的养鸡场革命委员会。一阵焦虑的情绪迅速在各个宿舍蔓延开来。写什么？透露多少？怎样才能既显得真诚又不牵连自己或他人？
李玉兰感到了熟悉的恐惧。但随后她想起了何修远的话，他那种冷静、善于分析的处事方式。她找出了一张珍贵的纸和一小截铅笔头。她不会只写他们想听的话；她要像何修远写信那样，仔细斟酌，字斟句酌。她会承认“运动的精神”，赞扬“领导的英明”（暗指马国强），然后把“自我批评”的重点放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失误上——“在清理饮水槽时，效率有时不够高”，或者“有时对新的喂养规程理解较慢”——这些话虽然也算属实，但终究无伤大雅。她会保证“更加努力学习”，“通过辛勤劳动提高革命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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