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高育良出奇地安静。
他没有再去任何下属单位调研，也没有在任何会议上提出过激的意见。每天只是按时上下班，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喝茶，仿佛己经接受了自己"清水衙门"副市长的命运。
他的这种"沉寂"，让市政府里那些原本高度戒备的本土派官员们，都松了一口气。在他们看来，这位从汉东来的学者型干部，在碰了一鼻子灰之后，终于"学乖了"，认识到了在京海这块地盘上，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赵嘉良在一次私人聚会上，更是得意地评价道："高育良？不过是个书呆子。理论喊得震天响，一到动真格的就哑火了。不足为虑。"
他们都以为，高育良己经放弃了。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这三天里，高育良办公室的灯，几乎每晚都亮到凌晨。
他将自己关在办公室和家里的书房，像一个最严谨的学者，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吴惠芬通过她在社科院的关系，为他找来了大量第一手的、未经官方修饰的资料：京海市各区县的经济数据、人口结构、财政收入，甚至包括一些内部刊物上刊登的关于社会矛盾的调研报告。
高育良则将这些资料，与他前世的记忆，与他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社会发展的深刻洞察，熔于一炉。
他白天在办公室里，将那些从教育局拿回来的、被精心修饰过的假账本，与真实的财政数据进行逐一比对，从中找出了一个个看似微小却能致命的逻辑漏洞。
夜晚回到家里，他就在书房的灯下奋笔疾书。
那篇题为《关于城乡教育资源"二元化"对社会稳定造成的长远影响及对策研究》的报告，在他的笔下，己经远远超脱了一篇普通调研报告的范畴。
它不再局限于京海一市，而是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深刻地剖析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教育不公是如何像一个潜藏的癌细胞，一步步侵蚀社会肌体，制造阶级固化，并最终可能演变为威胁政权稳定的大问题。
文章里，有详实到触目惊心的数据对比：临港区实验小学的年生均经费，是渔山乡小学的五十多倍；前者的孩子在学习钢琴和计算机，后者的孩子还在为买一本课外书而发愁。
文章里，有他作为法学家的严密逻辑论证：这种投入上的天壤之ddot{A}别，不仅违背了《义务教育法》的基本精神，更是在用纳税人的钱，为人为地制造社会分裂。
文章里，更有他作为重生者的远见卓识：他精确地预言，如果这种趋势不被遏制，十年后，因此而生的社会矛盾将会集中爆发；二十年后，"寒门再难出贵子"将从一句感叹，变为残酷的社会现实。
最后，他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改革教育附加费的分配模式，从"属地管理"变为"全市统筹"，并设立专项扶贫教育基金，确保财政拨款向贫困地区倾斜。
这套方案，每一步都打在了京海市现有教育利益集团的七寸上。
三天后的深夜，高育良写下了报告的最后一个字。他通读全文，仔细修改了每一个标点符号。做完这一切，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只觉得浑身都快要散架了，但精神却异常亢奋。
他知道，他锻造的这把刀，己经足够锋利了。
现在，问题在于，如何将这把刀，递到最该用它的人手里。
首接提交给京海市政府？那无异于肉包子打狗。报告会在第一时间被赵嘉良等人扣下，然后以"时机不成熟"、"想法过于激进"等理由，扔进碎纸机。
投给公开的学术期刊？等文章发表出来，黄花菜都凉了，而且影响力也有限。
高育良早就想好了唯一的、也是最高效的途径。
他找出通讯录，翻到了一个许久没有联系的名字——方黎，他大学时的同窗，如今正在北京的《内部参考》编辑部工作。
《内部参考》，这是一家级别极高的内参刊物，其读者，是能真正影响国家政策走向的一群人。
他走到客厅，拨通了那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
电话那头，方黎的声音充满了惊喜："育良？你这个大教授，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听说你高就，去京海当市长了？"
高育良笑了笑，和他寒暄了几句，没有绕圈子，首接说明了来意："老方，我这里写了一篇关于教育问题的调研报告，我觉得，可能对中央制定相关政策，有点参考价值。想请你这位大编辑，帮忙斧正斧正。"
"哦？"方黎的语气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他深知高育良的学术水平，也明白一个学者型市长在一线写出的东西，分量有多重。"你发过来，我看看。不过育良，你知道我们这里的规矩，稿子要求极高，而且必须是独家的、有分量的干货。"
"你放心，"高育良的声音沉稳而自信，"你看过之后，就明白了。"
挂掉电话后，高育良没有用市政府的传真机，而是亲自开车，去了市邮政局，用最稳妥的方式，将这份厚厚的稿件寄了出去。
做完这一切，他开着车，行驶在京海市的滨海大道上。
车窗外，是这座城市璀璨的夜景，远处的大海上，渔火点点。
他知道，自己己经点燃了导火索。现在，他要做的，就是静静地等待。
等待那一声，从京城传来的惊雷。
他相信，这一天，不会太久。因为他报告里写的每一个字，都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被一一印证。而那些能看到这份报告的人，一定能看懂这份穿越时空的、沉甸甸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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